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风筝，又名纸鸢、鹞子。古时南方称之为“鹞”，北方称之为“鸢”。“鹞”和“鸢”为同一种飞禽——鹞鹰。千百年来，风筝成为人们寄托情感、表达愿望、游戏娱乐的一种载体，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福禄双全”“喜庆吉祥”“驱邪禳灾”等观念，在风筝与节日、习俗、文化的融合中得以体现。

　　关于风筝的起源，古书中有不同的说法。“墨子为木鸢，三年而成，蜚一日而败。”“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。”历史文献中有关“木鸢”和“鹊”的记载，表明了古人早期对空间飞行器的探索。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，开始用纸做风筝，称为“纸鸢”。唐代之前，风筝一般被看作是用于测量、通信等军事活动的工具。《南史·侯景传》中有相关记载，“贼之始至，城中才得固守，平荡之事，期望援军。既而中外断绝，有羊车儿献计，作纸鸦系以长绳，藏敕于中。简文出太极殿前，因西北风而放，冀得书达。群贼骇之，谓是厌胜之术，又射下之”。

　　自唐代开始，风筝的功能逐渐丰富。唐人路德延的《小儿诗》记述了多种儿童游戏，放风筝便是其中之一，“折竹装泥燕，添丝放纸鸢”。据清末民初人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所提及的“五代时，李邺于宫中作纸鸢，引线乘风为戏。后于鸢首以竹为笛，使风入竹，声如筝鸣，故名风筝”，可以推断，大约在五代时开始以风筝称呼纸鸢。但纸鸢这一名称并未消失，一直延用到民国年间。宋末元初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里描述了南宋临安春季放风筝的盛况：“竞纵纸鸢，以相勾引，相牵剪截，以线绝者为负。”宋代还出现专门放风筝的“赶趁人”，风筝制作成为一项专门职业。明代将风筝用于军事，发明“神火飞鸦”，以风筝载炸药，杀伤敌人。清代为风筝发展的鼎盛时期，风筝制作工艺日趋精良，广泛用于娱乐和节令性的民俗活动。明清以来，风筝在形制、样式、扎制技术、装饰及放飞技巧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，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风格和流派。其中，北京、天津、山东潍坊和江苏南通等地的风筝尤为出名。如今，这些地区传承的风筝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潍坊已成为国际风筝联合会总部所在地、驰名中外的风筝之都，每年定期举办国际风筝会，以“筝”为媒，以“筝”会友。

　　风筝与民俗渊源久远，并成为一种民俗符号。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：从民俗史的角度考察，放风筝最早的原始意义，是具有巫术性质的，放飞风筝隐含着人们为了转移病痛或邪恶，将一切不祥的灾祸放飞于天空的愿望。寒食节和清明节原为两个节日，在唐代时合二为一，习俗主要有吃冷食、扫墓、踏青、放风筝等。唐人罗隐在《寒食日早出城东》中描写了寒食日春游时的见闻：“不得高飞便，回头望纸鸢。”宋代以后，放风筝逐渐变成春分和清明的习俗，风筝艺术也逐渐成为民俗符号。《武林旧事》里记述了人们在清明时节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的情景。清代时放风筝已成为节令性很强的民俗活动，江南民谚有“正月鹞，二月鹞，三月放个断线鹞”之说。潘荣陛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载：“清明扫墓，倾城男女，纷出四郊……各携纸鸢线轴，祭扫毕，即于坟前施放较胜。”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中也有九九重阳日，人们放风筝终日不绝的记载。

　　尽管风筝制作历史悠久，但专述资料很少，流传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。宋徽宗赵佶是一位风筝爱好者，据说专门主持编纂了《宣和风筝谱》，可惜后世佚失。据考证，清代曹雪芹为帮助朋友“以艺济人”，撰写了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，详细记录了风筝图谱和制作歌诀，颇具研究及实用价值，可惜原书已不知所终。另有一本专著是民国王健吾、金铁庵的《风筝谱》，尚保存完整，但仅有文字记载，无风筝图样。

　　风筝不仅用于娱乐和民俗活动，还为文艺创作提供素材。明代徐渭晚年喜以风筝作画，曾作《风鸢图》，并为之赋诗。清代吴友如多幅作品以风筝入画。河北磁县出土的一件金代“婴戏风筝图”瓷枕，绘有小儿放风筝的图像。元代“曲圣”关汉卿的《绯衣梦》，以一位少年书生买风筝玩耍为引端，展开故事情节;清代戏剧家李渔的《风筝误》，突破风筝仅作为简单物象的窠臼，将风筝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。风筝还在小说、诗文中频繁亮相。风筝在《红楼梦》里多次出现，成为具有文学隐喻功能的特殊意象。鲁迅也以《风筝》为题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。

　　风筝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，历经千百年的历史积淀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。空中摇曳的风筝色彩斑斓、千姿百态。气势磅礴的龙头蜈蚣、鲜艳耀眼的金鱼、舞姿优美的凤凰、小巧轻盈的燕子……成为春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这些精美绝伦的风筝，承载着深厚的寓意，凝聚着人们的美好祝福和吉祥企盼。

　　手中一根线，不仅是春天的召唤，也是千年历史的牵系。让我们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，放飞纸鸢，放飞梦想与希望，在享受身心愉悦的同时，感受传统文化的传承，让这份惬意美好在我们的指间尽情绽放。(潘松 彭琼)